牛根生生平 ：[与其他人相比，牛根生是幸运的，但又是不幸的。牛根生是个苦孩子。出生不久，因为家穷，父母便以50元的价格，把他卖给了一个牛姓人家。牛姓父亲的职业是养牛。从此，他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父子两代人合起来，从事乳业整整65年。在这个家里，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给了他荣耀；当过国民党高官姨太太的母亲，给了他教育；而曾经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则给了他磨炼。他性格中的种种特质，诸如刚强、坚毅、独立、洞察入微、逆向思维、离经叛道、打破规则、不屈不挠、敢于冒险等等，无不与这种成长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8年，20岁的牛根生来到内蒙古最大的乳品公司伊利，从一名洗瓶工一直做到二把手。1999年，事业蒸蒸日上的他遭到董事会免职。41岁牛根生迎来了人生的“困惑之年”。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牛根生决定重操旧业。回忆创业的艰难，牛根生不无感慨。当时蒙牛面临的是“三无状态”：一无奶源，二无工厂，三无市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战略。在此期间，他的团队盘活7.8亿元资产，使自治区内外的8个奶企走出濒临破产的窘境，同时也使一大批员工摆脱了下岗失业的命运。

创出品牌后，其经营战略又由虚转实，建起“全球样板工厂”，奉行“产品质量的好坏就是人格品行的好坏”的质量理念，创造性地在牛奶生产上采取了“一净一稠”两项举措（一净:在中国首创“奶车桑拿浴车间”；一稠：在100%纯奶的基础上又去除一定比例的水分），成为中国乳界惟一一个年年保持“三位数”增长的企业，从1999年到2003年短短5年时间里，蒙牛主营业务收入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由第1116位攀升至第2位。2004年，日收奶量4500多吨，年收奶量150万吨，2004年发放奶款30多亿元。

在企业经营方面，牛根生信奉的理念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他解释说：“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注入图利息，员工参与为收入，合作伙伴需赚钱，父老乡亲盼税收。只有消费者、股东、银行、员工、社会、合作伙伴六者的‘均衡收益’，才是真正意义的‘可持续收益’；只有与最大多数人民大众命运关联的事业，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事业’。”

6年间，蒙牛让西部不少县市的奶牛头数增加了10倍。这片土地上传诵着这样的民谣：“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



这是一户在外人看来非常殷实的家庭。男主人令人尊敬并有着“亿万富翁”的名号，他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董事长，这几年鸿运不断，1999年开始创业，现在他创立的“蒙牛”品牌全国知名，一年有着数十亿的销售收入，男主人也随之声名远播，他曾经跟随国家领导人参加过APEC会议，在内蒙当地无人不晓。女主人多年前就离职在家，打理家务，相夫教子。有两个孩子，儿子在英国读书，女儿在北京上大学。



这家人住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和林县的一个小区里，房子是栋1000多平方米的别墅，很气派。打开别墅的大门，男主人牛根生正坐在一楼会客室里。如往常一样，他说话声音洪亮，并伴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脸上挂着人们熟悉的笑容。

自从2004年年底牛根生宣布了把自己的全部股份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在这栋房子里，先后有好几批来自全国的记者来探访，人们试图找到答案：别墅的主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

谣言

也许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树大招风。2004年年底，就在牛根生紧锣密鼓地操办着老牛基金会的时候，民间却传出了关于牛根生的种种传言。一则是关于牛根生得了癌症，2005年1月21日晚，在从机场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语气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牛根生到了癌症晚期。”这个传闻记者在北京也有耳闻，有人甚至把牛根生得癌症的传言和老牛基金会联系起来，揣测他捐赠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癌症了？晚期了？这些都是谣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大笑）做富人不好，人们希望听到富人的消息不是得了癌症就是进了监狱，这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人们习惯戴着仇富的有色眼镜。不过，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也很‘感谢’那些人，我觉得这是社会对我最大的关心和承认，假如人家给我编造了偷税漏税或者作风有问题，下次跟人一见面，人家嘴里不问心里也在犯嘀咕，这家伙还在偷税漏税吗？还在玩女人吗？但健康问题不一样，大家一看你没事就没人犯嘀咕了。”47岁的牛根生看起来气色红润，身体也不错。就在这个采访结束后，应摄影师的要求，牛根生和记者在别墅的活动室里打了一会儿台球和乒乓球，并随后在小区里的溜冰场溜了一会儿冰。

而关于牛根生的另一则传言是郑俊怀出事是因为海外投行逼着牛根生进行行业整合，伊利为了迎战蒙牛被迫加紧MBO的步伐，当家人郑俊怀甚至不惜挪用巨额公款。

自从六年前从伊利出来创办了蒙牛之后，不管牛根生愿不愿意，他总是被做为话题的另一个主角出现在伊利和蒙牛两者间的语境里。

“说蒙牛上市后携巨资要和伊利走到一起，这是把2000年的话拿到这个时候说，是一个误导；说老郑出事是因为摩根斯坦利投资蒙牛，要业绩，逼得老郑没有办法，这也是一个误导。老郑做MBO的时间网上写的是2000年、2001年，而摩根斯坦利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间是2002年9月份，那时候摩根和伊利还不知道谁要做什么事呢。”媒体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出来后，蒙牛很快做出了回应。

“我跟他相处了16年，我觉得他干不出这种事情。他免了我的职务，我离开伊利的时候，他很动情，掉着眼泪对我说‘你出去办企业我不担心你的能力，但你比我小八岁，年轻气盛，性格外露，我就怕你违规。’现在我出来以后，老是想着大哥的话，他告诫过我，我不相信他会做那样的事情。”在提到伊利和郑俊怀的时候，牛根生言语显得格外谨慎，“至于我离开伊利六年的时间在伊利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清楚。”牛根生补充说。

在牛根生别墅2楼的一个房间里，还摆放着他从伊利带回来的一套茶具。显然，无言的茶具隐喻着主人的某种情绪。

散财

2003年圣诞节，牛根生正在和一干人等讨论蒙牛上市的事情，会后他突然把律师叫到一边，告诉律师自己要把蒙牛的股份捐献出来，原则是“不能继承，下代人不能享用”，让律师去做一个方案出来。律师听后非常激动，说“这哪能，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是在开玩笑吧。”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牛根生的妻子申淑香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和律师一样感到不可理解：“当时挺震惊的。以前穷，什么也没有，好不容易到现在了，却什么都不给孩子留，全捐出来了。”这个消息也很快在牛根生的周围扩散开来，儿女、同事、亲友、政府官员……

“我有一个特点，过去我做出什么决定，虽然大家当时不理解，但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另外，你看?、?、?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支配过几万亿、几十万亿财富的，但是这些人死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拿走，所谓生带不来死带不走，这我看得很清楚，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任何人都少不了这一步。”牛根生向那些不理解自己动机的人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原因。

最不好做的是家人的工作，一般人在情理上都一下子难以接受。牛根生跟妻子讲，当初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一无所有，后来创业的资金是卖了两个人的伊利股票，加上存款共一百七八十万，这些年吃的、用的和各种收入，早就把那些资金“赚”回来了。牛根生的妻子十几年前就在家打理家务，性格上属于那种夫唱妇随的女人，知道丈夫“爱企业如命，就随了他”。夫妻俩商量觉得不能留给子女太多财富，那会“坏了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离开了人世，他生活有问题了，是他自己的事情”，最终家人都同意放弃股份的继承，一家人分别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同意捐献出牛根生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

老牛基金会具体操作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牛根生有生之年，股权分红的51%放入基金会，49%留作家庭生活所需，至于他在蒙牛持有的全部股份不到10%股份的话语权，谁接任董事长，表决权就转交给谁；第二步，在自己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2004年12月，老牛基金会在呼和浩特注册。成员除牛根生之外，还有政府官员、蒙牛中层领导等共60多人，在三年之内，其他机构和个人只能向基金会提供最多1元人民币的资金。目前主要资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红的51%，大概有300多万元人民币。

对于牛根生这种“惊世骇俗”的散财行为，人们试图从他以前的行为中找到答案，这其中流传比较广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伊利任职期间，公司给他钱让他买一部好车，但他却买了五辆，让部下一人一辆；他还多次把自己的年薪分给部下，他曾将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了大家，而自己在蒙牛的分红也大部分用作奖励员工和经销商；2002年初，蒙牛很多上层领导都坐上了“奔驰”车，而牛根生却只坐“奥迪”。地方政府以贡献突出的名义奖他一辆100多万元的“凌志”车，他马上转手送给了副董事长……

牛根生也愿意经常提到自己的这些散财故事，他说自己坚守“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哲学，“舍得，舍得，舍了就有得。如果你有一个亿放在家里，迟早会被人偷，但如果放在朋友家里，一人一块钱，根本丢不了。”1999年从伊利出来创业时，在一无奶源二无工厂三无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过去的散财，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聚集到三四百名有15年以上经验的乳业专门人才，取得现在的成绩。”牛根生据此来印证自己散财的善报。

“共产理想”

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成就了很多人，牛根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传奇。苦孩子牛根生小时候因为家里穷被卖到了一户牛姓人家，当2004年6月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的时候，牛根生身价1.35亿美元，《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里把他排在第107位。不过，牛根生说那是“纸上财富”，因为股票目前并不能套现，而且股价也随时在变化中。

牛根生目前的收入除了每年五六十万的年薪外，还有四五百万的分红，不过，分红的51%从此以后要捐入基金会了。牛根生一家现在住的这栋别墅是贷款买的，实际上也是作为摩根等股东的会所，平时牛根生一家人住在这里，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这里就成了客房。这栋别墅基本上是开放的，会客、高层开会、办公都在这里，牛的秘书也经常在这里办公。

这位“亿万富翁”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牛根生吃饭很简单，常常是面条、馒头凑合了事，最近晚上常和副董事长打打乒乓球，早上起来则在小区内的河里滑一会儿冰。

牛根生生活的种种细节似乎向外人表明，这是一个对物质要求不高的人。不过，在中国当个富人并不轻松，即使牛根生这般，也饱受“仇富”舆论的压力。除此之外，就像大多数名声在外的富人一样，牛根生也有财富安全的压力。

“我既做过穷人，也当过六个月的纸上富翁，我感觉还不如回到穷人。这两天我发现老婆孩子都比以前快乐，同学交往也真实了，朋友之间跟他们交往也真实了。以前老感觉和别人的交往都是虚假的。家庭成员再也不用承担纸上富翁的压力了，如果有人绑架，知道现在我没有钱，也就没有绑架的价值了。”牛根生坦言无钱一身轻的快乐。

但散财不仅仅是为此，老牛基金会其实寄托着牛根生更大的梦想。他说自己的捐赠是一种“共产主义”，“共产是我的理想，跟大家分享成绩、成果和收益的时候是最快乐的。这样可以让企业活得更长，一百年后大家还能想起我老牛——蒙牛的创始人。我希望蒙牛能活得长一些，以后我儿子的孙子，人家会说这是蒙牛创始人的第几代，要是赶上有一个**儿子，他把钱花完了，轮不到孙子就没有了，这就没什么价值了。”牛根生的设计是，把老牛基金会所积累的基金用于奖励对蒙牛发展有贡献的人员，同时也作为未来董事长的一个支配权，牛根生希望基金会能成为蒙牛成为百年老店的一个助力剂。在牛根生百年之后，老牛基金会将自动更名为牛根生基金会。

出于社会舆论、财富安全和企业的长久之道等诸因素考虑，牛根生做出了“共产”的安排——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商人的近忧远虑。

这情形让人想起18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罗伯特·欧文，他当时的身份和牛根生一样，是一家2000多人的大纱厂的股东兼总经理。欧文企图发现一种方法，既有利于工人又有利于企业主，他采取了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改善住宿条件等办法，果然有效，工人的福利改善了，股东也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当然，欧文的理想并不在一个企业身上，他梦想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1825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新哈姆尼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设起“共产主义公社”。接着他又在纽约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其他地方，建立了十八个公社。但三年后，罗伯特·欧文的共产理想彻底破灭了。

和欧文一样的是，牛根生也为员工修建了漂亮的小区，员工的待遇和股东的回报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欧文不一样的是，牛根生“共产”的目的并不是想改造一个社会，只是希望建立一种能使自己的名字和一个品牌不朽的制度。